为了当官奉迎权贵的杜甫，为何刚升官一个月就自毁前程？
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| 张明扬
天宝十三载（754年），年过四十的杜甫向朝廷进献《进<封西岳赋>表》，吹捧杨国忠“维岳授陛下元弼，克生司空”。
这很可能不是杜甫的真心话，《丽人行》中对杨氏家族的尖锐讽刺才是，“炙手可热势绝伦，慎莫近前丞相嗔！”
求仕心切的杜甫急了。
01
天宝五载（746），三十五岁的杜甫在前一年告别了从长安败走的李白，也来到了长安，梦想着一朝得到李隆基重用，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
如果说一开始他还自负才略的话，天宝十三载左右的他早已锐气不再，他在长安一带流浪，一天比一天穷困。
在仕途上，他混得甚至不如李白，李白虽然失意，但好歹也作为翰林侍奉于御前，有机会给李隆基杨玉环写上几首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。
为了入仕，杜甫频繁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府第，写下了一封又一封“求官诗”。
除了杨国忠，他还在天宝十三载写诗送给驸马爷张垍，张垍很可能就是逼李白离开长安的幕后黑手，但崇拜李白的杜甫也顾不了这些，在《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》中对张垍极尽吹捧之能事，说什么“气得神仙迥，恩承雨露低。相门清议众，儒术大名齐”；鲜于仲通也不是啥好人，他不仅是杨国忠的亲信，还是一征南诏丧师数万的始作俑者，但杜甫还是给他写了首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，也是求官诗。
还有哥舒翰。哥舒翰当然不是什么奸臣，但杜甫对玄宗时代的开边事业一向不以为然，甚至有“反战诗人”的人设，因此也不太可能“天然”地对哥舒翰有什么出自天然的好感。
但为了求官，困顿中的杜甫写下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，盛赞哥舒翰是玄宗朝第一名将，明确表达了也想追随哥舒翰西行建功的意愿。
杜甫很可能是受到了好友高适的刺激，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追随哥舒翰从军，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。
眼见长安仕途受阻，杜甫也想到了边塞从军这条路，如果杜甫真的去了，历史上没准又会多一位歌颂开边的边塞诗人。
当开边成为了帝国最大的政治，有志于仕途的士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开边靠拢，此时所谓价值观往往就不是优先级。
没错，杜甫非常想当官，为了当官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跑官要官，吹捧权贵，说是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也不为过。
02
偏偏杜甫的求官生涯极其坎坷。
天宝六载（747），李隆基下诏在民间广求贤才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就可以面见皇帝直达天听。李林甫担心这些民间士子批评朝政，就要求让各级官府层层把关。
最终，被送到长安的士子被考以诗、赋、论，结果无一人及第，李林甫便堂而皇之地向李隆基道贺，说这可是“野无遗贤”的盛事。
杜甫就是“野无遗贤”的落榜者。
这一闹剧给杜甫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，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他在长安的潦倒十年，此后他无论如何挣扎如何屈意卖力的献诗权贵，都无从扭转失意的仕途。
从字面上说，杜甫的确是一个官迷。但是，杜甫想当官这个愿望并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，在帝制时代，知识分子的出路并不多，学而优则仕是经典的上升路径。
并且，杜甫是入世情怀很深的标准儒家知识分子，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从来都是他的人生愿望，杜甫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。
在盛唐时代，又有哪个诗人不想当官呢？
杜甫的怀才不遇感，李白、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……大多数盛唐诗人都感同身受过，似乎只有终生不仕、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浩然在中年以后成功跳脱。
但即使是孟浩然，年轻时也汲汲于求仕，广交公卿名流，以求进身之机，传说是他“不才明主弃”的诗句惹怒了李隆基，才令心灰意冷的他放弃了仕途的追求。
就说李白，他求官的愿望与杜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是李白结交权贵的能力比杜甫更强罢了，门路直通李隆基之妹玉真公主。
李白所谓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得开心颜”更多只是情绪宣泄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才是他的真实人设。
败走长安之后，李白据说甚至动过北上投奔安禄山的念头，所幸北上幽州时没见到安禄山，否则结果很难说。
李白虽然躲过了安禄山这个坑，但安史之乱爆发后，他却一头砸进了永王之乱，被永王延聘进幕府，参与了这场难以定义的“叛乱”，兵败后被唐肃宗李亨朝廷以附逆的名义投入大牢，差点被杀。
被赦免的李白后来又动了北上投军李光弼的念头，但投军路上身染重病才作罢，可谓是求官求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03
在官迷这个问题上，杜甫至少做得比李白更好，他一辈子都站在了李唐正统的一边。
安史之乱后，杜甫一度被叛军俘获，但可能实在是因为声名不彰，他那时远没有李白和王维这样的一线诗人出名，叛军也没怎么为难他，比较松散地把他半囚禁在长安。
杜甫其后从长安逃出，来到了凤翔投奔已登基为帝的李亨，被授为左拾遗，这就是“杜拾遗”这个著名称呼的由来。
但这就是杜甫仕途生涯的顶峰了。
仅过了一个多月，身在凤翔中枢的杜拾遗为失势的宰相房琯上疏叫屈，但不仅没救下房琯，反而牵累了自己，险些锒铛入狱。
杜甫可能并没意识到，房琯是太上皇那边的人，他由此在无意中卷入了太上皇与皇帝的最高权力之争，虽逃过牢狱之灾，但因此也遭致李亨猜疑而被冷落贬斥，政治生涯实际上已就此终结。
从龙于凤翔曾令杜甫无比接近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理想，但御前的仗义直言就很快毁掉了他的政治前途。
“官迷”杜甫最伟大的地方在于，他这一生都在为仕途奋力前行，为了当官不惜曲意逢迎权贵，不惜在长安潦倒十年。
但是，当金光闪闪的仕途已经握于手中时，他却为了内心的原则仗义执言，在仕途与正直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，亲手毁掉了自己寤寐思服的仕途。
即使在仕途迷梦破灭之后，杜甫仍然是那个心系朝廷的赤子：
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——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
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有个有名的句子：“于是我们奋力前行，却如同逆水行舟，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。”
杜甫就是这个奋力前行却如逆水行舟的“官迷”，他从不掩饰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与野心，但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，他冒失却也坚定的选择了原则，这才有了之后的《三吏三别》和《秋兴八首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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